一
夏季的岭南花事颇为繁盛，如果让我选出最为心仪的一种，我会选鸡蛋花。鸡蛋花的美是，在枝头美，落下也美。如果落在屋檐上，会让整个庭院产生过量的诗意，“庭院是斜坡，是天空流入屋舍的通道”，博尔赫斯说。如果落在水上、地上，你会清晰地看到美的浪费。这种花就算落花也很娇嫩完整，毫无倦色。
难怪在顺德的路涌村，我看到河道上结了一张网，专门收集鸡蛋花的落花。当地人说，可用来煮茶煲汤。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另外的因果：是这些落花之美，令人们依依难舍，才多余地给它们想出了袪湿清凉之类的疗效。
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里写过一种花：“花大如小酒杯，六瓣，瓣皆左纽，白色，近蕊则黄，有香甚缛，落地数日，朵朵鲜芬不败。”
屈大均说它是贝多罗。据说贝多罗是鸡蛋花的古称。我没有就此进行考证，只觉从描述看，确实是鸡蛋花本花，除了一点：他说它是“六瓣”。——错了，鸡蛋花不应该多一瓣，四季不应该少一季。
说它“瓣皆左纽”，却是极佳的观察。鸡蛋花带有旋钮形态的花形，比平铺的花瓣更立体，好像随时在保持着开放。仔细看，确实是从左向右旋转的。
展开剩余91%“左纽”这件事，可能不是小事。
科幻小说《海底两万里》中，有一情节：博物学家“教授先生”与他的仆人孔塞伊在打捞贝类。突然摸到一个东西，他“立即发出了一声人的嗓子所能发出的最尖厉的叫声”。
孔塞伊以为主人的手被什么咬了。这位“教授先生”说：“我宁愿掉一根指头，也愿意获得这个发现！”
他摸到的是一个左旋的斧蛤，螺壳是从左向右旋转的。博学的“教授先生”说：“右旋是一种自然规律，行星及其卫星，无论是公转还是自转，皆由右往左，人常用的是右手而非左手，因此，人所使用的工具、器械、扶梯、门锁、钟表发条等，也都是以从右往左的原则安排的。大自然也同样是以这一原则造就贝壳的纹路的。”
按他的说法，大自然惯于从右往左安排万物的纹路。左旋是神秘的，是令人震惊的。但鸡蛋花却确实是左旋，还左旋得如此若无其事。若非屈大均的提醒，我也不会注意到这个珍贵的事实。
二
去年开始，我在广州市老年大学开了一门阅读与写作的课程。老年大学位于广州最老的老城区，校门口的路边有人卖着各种奇怪的草药，自家种的瓜果。我的学员们会告诉我，哪一家的沙河粉特别靓，哪一家的猪手姜很正宗。
夏天到了的时候，有人在路边卖白玉兰花，铺着一块蓝色蜡染布，十朵白玉兰组成一个小组，香气染了整条路。
还有人在卖盆栽的“臭草”，每盆十块钱。这是广式的绿豆沙必放的一种香料，有异香，却名为臭草，像把可爱的宝贝称为狗剩。现在多数店子的绿豆沙不放这种香料，但这香料提供了一种老广州独有的味觉坐标。
我问我的学员们，有没有见过那种岁数很大的鸡蛋花树。学员阿富说，他童年的那棵鸡蛋花树，现在还伫立在东湖边。
阿富七十多岁，但那棵鸡蛋花树的年纪肯定比他还大，因为在他小时候，它已经长得很粗壮，他常常爬到它身上去坐着。
他参加过东湖的开挖。1958年4月，政府组织机关干部和学生们，义务劳动开挖东山湖（广州人习惯简称为东湖）。当时的阿富在保安街小学（也就是现在的培正小学）上二年级，他还记得自己扛着铁锹和扁担，一趟趟地运送刚挖出的湖泥。是深黑色的湖泥。
一年之后，美丽的东湖挖成了，成为还是九岁孩童的阿富和小伙伴们的乐园。他记得湖岸边是成片的滩涂，有很多蟛蜞出没。湖水通着珠江，湖水里有一种野生的鱼叫“蓝刀鱼”，非常灵活，岸上种的鸡蛋花的落花，和水蒲桃的落果，蓝刀鱼一个张嘴，精准地吃了。
那时他们家养过兔子、葵鼠，都是养来改善伙食的。他每天放学后，就要到东湖边拔草，回去作为兔子葵鼠的口粮。湖边长满了十来公分高的野草，他徒手拔了之后塞满书包。
那时候的东湖有个管理人员，孩子们赐名“东湖佬”，事隔50年，阿富还记得“东湖佬”的原名叫何朱。他们做的以上这一切事情——拔草，爬树，游泳摸蚌，钓虾捉鱼，摘水蒲桃的果子吃——都必须躲过“东湖佬”的眼睛。跟“东湖佬”斗智斗勇，是当时那群孩子的重要娱乐。有时简直说不清楚，到底是真的要偷果子，还是为了感受被“东湖佬”追骂的刺激。
三
五月的一个下午，阿富带着我们重返东湖，他的老地盘。我于是见到这棵从他童年就在这里的鸡蛋花树。
鸡蛋花的美，不但在枝头，也在落花。不但在花，也在叶，也在枝条。冬天的时候，它的叶子落光了，光秃秃的枝干也意味深长，充满古意。
而五月的此时，正是花和叶都最为繁茂的季节。
举起手机拍鸡蛋花树的时候，常常嫌弃背景有其它的东西，比如楼房，比如电线。一幅只有鸡蛋花的叶子组成的画面，就是完美的作品，它的叶子有极好的线条，让人莫名觉得鸡蛋花有很好的性格，爽朗健康朴实但又天生丽质。
眼前这棵鸡蛋花有着很特别的姿态，它粗壮的、深黑色的枝干向东湖的水面深深地倾斜，用一种近于匍匐的动作，让自己的部分叶子仿佛浮在水面。也许就像“趋光性”一样，这是“趋水性”。
这就是天助我也，这样我拍出来的鸡蛋花树，背景就不是天空，而是水面。
湖边的木棉树花期已过，正处于棉絮成熟、四处纷飞的时节，湖面上一团又一团的白色棉絮。城市生活和大自然界如此边界模糊。这样的不纯粹，让人心醉。
我们现在站着的地方，在阿富的记忆中，当年也是湖水，而那边的楼盘，当年也是湖水。在如今车水马龙的广州市中心，这里曾有接近30公顷的巨大水域。那是何等的一片烟波浩渺。
他讲述他记忆中的东湖。最美是春天，垂柳依依——然而，同行的两个北方朋友，对这垂柳却很不赞成。相比北方的柳树，南方的垂柳只能说首如飞蓬。最美是夜晚，湖边正好乘凉，那边是月亮——他抬头，在这个下午寻找不可再见的当年的月亮——当然，最让人怀念的，不是树，不是水，不是月亮，而是当年的人。
这条九曲桥，当年是木桥。1962年开始修成石桥。修桥的时候，来了一批工人，不知为什么，他和其中一个工人成了朋友。工人朋友教他钓鱼。那时候东湖里的鱼很多，有了渔获之后，他们就到湖岸边上临时的工地厨房里，用厨具煮成鲜美的鱼汤。
他长大一些了，来东湖就不只是摸蚌捉虾，而是复习功课。另外一个学校的同年级学生也常常来，大树底下各找一块石头坐着复习，慢慢地，两个陌生的孩子成为很好的朋友。
那是一个快乐的伙伴，阿富记得他常常唱一首新疆歌曲：“举起一杯芳香的美酒，芳香的美酒，为了我们幸福的生活大家来干一杯。”
四
鸡蛋花树特别适合庭院——并不是美丽的树都适合庭院，太高大固然不适合，树形笔直也不适合。鸡蛋花树不管高大或者矮小，都有绰约的身姿。前文也提过了，就算冬天，花叶尽落，光秃秃的鸡蛋花树也可以赏枝。
何况还有落花。岭南一向有以花入馔的习惯。河边苹婆树的果实，也叫凤眼果，用以焖鸡。桑基鱼塘上的桑叶，摘下来切碎，用以炒虾仁，便兼具色香味。木棉花晒干了，不但可以煲汤，还能煲粥。花粥，想必非常豪横吧。
鸡蛋花也是。鸡蛋花肉片汤、鸡蛋花酿鱼糕、“五花茶”……还有人将它裹上蛋液面粉炸成天妇罗的模样。
如果我有一个庭院，有足够厚的泥土，我也想种一棵鸡蛋花树。把落花收集起来，做成花环模样，挂在门上。如果我去朋友家做客，我会挑一些漂亮的鸡蛋花作为礼物。就像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，同桌上学的时候给我带来一枝白莲花，她说是在上学的路上摘的。
但我却无法记住那种清香。不管是白莲的，还是鸡蛋花的。当我闻到它们，我觉得如此熟悉，仿佛从不曾离开。但当我离开，我又回忆不起。
也像鲍尔吉·原野所写的茶香：
“这茶我每日如饮，眼前又有一盏，然而此香不肯再现矣。美好之事的杳然，虽然令人顾怜，但无法也不必挽留。唇齿间香气宛在，尽管记忆香气是困难的事情。记住了或忘记，都宜随缘。”
在老年大学我的班上，有另一个学员阿冬，他说幼时住的地方，隔壁庭院里就有一棵鸡蛋花。
他七岁从老家开平来到广州，一直在高第街住到结婚后。他爷爷是高第街上有名的布铺“九同章”的店员。
那天下着大雨，我们跟着阿冬来到高第街寻访他童年的房子。大雨把我们驱赶进旁边批发袜子的小店，每个人买了20双袜子之后，雨还不见停，街上没有行人，却见一个残疾人坐着自动轮椅，穿着严实的雨衣，从瓢泼大雨中施施然而过，路两边避雨的人们都羡慕地看着他。
五
阿冬少时住的房子就在高第街许地，跟许广平家的房子只有一墙之隔。而那棵我向往着的鸡蛋花树，则与许广平家对门，中间隔着一条仅可通一人的极窄巷子。
这么窄的巷子在广州现在很少见，但也许曾经很多。有一本写于1868—1875年之间的纪实作品《广州七天》（作者是广州沙面天主教堂主持牧师格雷），其中提到，中国有法律规定，城市的街道不得窄于八尺，可是，广州城有一些街道的狭窄程度，却让人认为“上述法律与其说是让人遵守的，不如说是供人违反的。但在炎热的夏天，这些狭窄的街道便成了阴凉的峡谷”。紧接着他引用一首英国长诗《荒村》中的句子来形容广州：炽烈的太阳向下投射炎热的光线，残忍地流泻着无法忍受的白天。
此时我们正从这个所存无几的“阴凉的峡谷”中穿行，峡谷上方，我们头顶，是那棵巨大的鸡蛋花树，树冠伸出它所站立的庭院，延伸到巷子对面。
我需要时时提醒自己，这条处于闹市区的，珍贵的狭长巷子，就曾经是许广平天天通行的地方。
来到鸡蛋花所在的庭院中——假如这也可以算一个庭院的话。这其实是个由几户人家各尽其能组合出来的小杂院，混乱逼仄，每个建筑物的功能都有点暧昧，几乎每一个空间都延伸出一些违规搭建。
那棵巨大的鸡蛋花树与其说是长在院子里，不如说是长在各种复杂墙体和建筑物的楔榫连接处。但它如此粗壮，这些凌乱加建的小型房间，都无法阻挡它的生长。它的躯干甚至深深地长进墙体里。而且树身还布满了气根。一般来说，只有在很潮湿的地方，鸡蛋花树才会长出这样的气根来帮助呼吸。它们让它倍显沧桑。
六
鸡蛋花对面人家，就是著名的许广平的娘家。1927年1月18日，鲁迅日记中非常简略地写了那个冬天的夜晚，他在雨中抵达黄埔，雇了一张小船至长堤，入住宾兴旅馆，然后，当天晚上，他就来到这里，穿过高第街，拐入这条狭长的小巷，来到许家。
当时许广平已从广东女子师范学校迁出，寓高第街和哥嫂住在一起。所以，高第街的许家，就是鲁迅到达广州之后，拜访的第一个地点。只不过，当鲁迅踏入这个大门的时候，恐怕心情很不佳。
他在厦门大学与校长林文庆交恶，不欢而散。据他从香港到广州的船上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说：“有一个侦探性的学生跟住我，此人大概是厦大当局所派，侦探消息的，因为那边的风潮未平，他怕我帮助学生，在广州活动。我在船上用各种方法拒斥，至于恶声厉色，令他不堪，但是不成功，他终于嬉皮笑脸，谬托知己，并不远离。”从这一细节可以想象当时鲁迅的处境有多闹心。
他来广州是与许广平团聚，本为甜蜜的相见，但他深知许广平的娘家亲戚们对他并不欢迎，恋爱的这两人年纪相差太大，身份上又是师生关系，而且鲁迅名义上还是已婚状态。
在这样的心情下，鲁迅开启了他在广州八个月的生活，据许寿裳的纪录，当时鲁迅对他说：“革命策源地现在成为革命的后方了，还不免是灰色的。”他们两人在大钟楼住同一间房，“夜里有十几匹头大如猫的老鼠赛跑，清早有懒不做事的工友们在门外高唱”，后来搬出学校，在白云楼租室，许寿裳依然同住，许广平也搬过来同住，风景甚好，但是“清党事起，学生被捕者不少，鲁迅出席各主任紧急会议，归来一语不发，一问，知道营救无效，不久他果然辞职”。（这是许寿裳文中原话。但其辞职与顾颉刚来中大有莫大关系。）
辞职后的鲁迅在白云楼专心完成《唐宋传奇集》的编录，在那年中秋他写完了《唐宋传奇集序例》，结尾写了几句：时大夜弥天，璧月澄照，饕蚊遥叹，余在广州。
遥想鲁迅当年，广州的蚊子大且饥饿，远远地就听见其声响。房间里硕鼠横行。当年的广州确实甚不可爱。很可惜在今天，就在许广平故居对面的、如此盛大明艳的鸡蛋花树，当年尚未栽下，否则，多少能与那巨蚊、那硕鼠相抗衡，为广州扳回一点分数吧。
七
鲁迅在广州的生活细节，似乎让我对鲁迅作品的理解，也多了一些维度。日常生活的细节，对于我们认识一个人，不管是身边的人还是作品中的人，都有巨大的作用力。
我很高兴能和我的学员们，不仅仅在课堂上交流，还从课堂上走到广州的大街和小巷，公园和故居，能在他们童年生活过的地方，听他们讲那些自以为要忘记了的过去。
阿冬说，在当年，高第街两旁的房子，都是两三层楼，里面是砖木结构，白天也很暗。楼梯是木楼梯，又长又窄，为了节省地方，还很陡，咯吱作响。
白天走起来都心惊胆战，遑论夜晚。楼道上的灯往往是坏掉的。他有个同学讲过一个往事。有天晚上回家，他在楼梯走了一半，抬头一看，三楼那里坐着一个陌生的老太太，无声地盯着他。
阿冬从当年怕到现在——“就像杨百顺怕狼，当年的我就怕鬼。”他说。——我们的阅读课，刚好讲到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，杨百顺是主角。
现在这条高第街上，虽然有无数卖内衣卖袜子的小店，但巷子里的房子，全都阴暗破落。但如果把眼光再往历史的纵深看去，这里曾是广州最繁华的地方。明代广州最繁华的地带是南关，就是现在高第街附近。叶曙明的《广州传》里形容当年的这里：雀喧鸠集，千庑万室。
《广州传》里有一个数据，明代嘉靖年间广州人，每天要消耗几百担素馨花，以及五六千头猪。——素馨花与猪肉，是广州最受欢迎的两种商品，如此的大雅大俗，雅俗共赏，我该怎么夸你才好呢？我浪漫又务实的先民。
还有另一个细节。当时朝廷对于百姓穿衣打扮有戒律，袖子多长，什么颜色，都规定了，但这里离京师远，所以虽然知道朝廷不准民妇穿红色衣服，广州妇女还是有人穿。
所以，想象在那遥远的年代，我此时站立的地方，这典雅幽深的庭院前，走过一些穿红色衫裙的妇女。她们身后的背景，是鸡蛋花那线条明丽的枝叶，是缀着落花的屋檐。她们头上簪着一朵花——素馨花太小，还是鸡蛋花吧！她们水光潋滟地走过。这就是广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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